行政法为了调节二者关系，一方面对于那些通过私人选择即可解决的领域，以法未禁止即可为的方式承认公民的行动自由。

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从现实来看，《共同纲领》在本质上只是一个现实力量对比关系的产物，按照斯大林的说法，制宪的必要就是要证明新生的国家并非依靠军事力量获得正当性[14]，革命建国必须要建立在某种可普遍化的政治道德之上才能弥合革命事实与应然正当之间的逻辑裂缝。

因此，虽然契约论者都会有现实考量，但具体论证的时候无论是自然状态下的权利人/理性人，还是政治社会中的主权者，都是没有具体历史情景、基于抽象人性预设或人类普遍生存状态而进行的哲学努力[19]，然而，五四宪法开创了中国宪法基于特定历史事件和具体社会情景来连缀文明整体的写法，这典型体现在刘少奇在宪法草案说明中对于五四宪法历史方位的经典说明： 一百多年来，中国革命同反革命的激烈的斗争没有停止过。[23]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一切共产党员都要密切联系群众，同各民主党派、同党外的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为宪法的实施而积极努力[17] 五四宪法奠定的王道正义观直到今天仍然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宪法秩序，例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宪法序言，宪法第24条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方针条款都是这种正义观的延续和深化。第四，五四宪法还自觉将世界图景纳入中国进步的视野中 自1840年以来，中国文明不但丧失了主体性，而且也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文明格局中无法找到位置，五四宪法的巨大意义就在于从法理上明确中国重返世界的根据，以及参与构建世界图景。[28] 现行宪法更进一步弱化了阶层划分与劳动在政治承认中的作用，以宪法爱国主义的思路明确了更为弹性的国家多元治理主体：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因此，中国宪法的制定本身也具有世界的意义，是世界文明秩序变迁的一个部分，正如刘少奇在说明中指出： 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伟大的世界历史意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同样是具有伟大的世界历史意义的。[26]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30]进一步的制宪背景材料及理论分析见韩大元编著：《1954宪法与中国宪政》，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页、第303页。

…违反宪法的现象并不会自行消失，但宪法给了我们一个有力的武器，使我们能够有效地为消灭这些现象而斗争。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虽然具体条文经过世事沧桑已经有所移异，现行宪法也在一个更高的历史起点取得了更大的成就，但这条由五四宪法开创的中国道路却依然规定着今天的宪法秩序及其治理，理解并尊重这种文明的连续性也许就是我们正确对待五四宪法、也是正确对待我们今天的事业最重要的前提吧。[26]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

[23]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在市场成为一种基本的治理手段前提下，劳动、资本、技术都可以成为这种治理手段的要素。

根据学者的研究，五四宪法采用序言的宪法结构主要是受到列宁写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作为1918年苏俄宪法序言的启发[21]，但中国宪法却没有照搬仅仅宣示权利的写法，也没有如法国宪法的人权宣言或美国独立宣言一样，去建构一个无语境的、去时空的人及其权利作为宪法序言，而是采取一种历史叙述的方式，这既是制宪者反复强调的宪法是对中国革命与建国后建设经验的总结，也在根本上表达了一种实践的哲学，具有了规范性：作为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其楷模的地位是在实践中，包括革命、斗争与自我改造中取得的，从而实现了普遍的共产主义政治道德与具体肉身的结合，并指向一个不断进步的空间。[28] 现行宪法更进一步弱化了阶层划分与劳动在政治承认中的作用，以宪法爱国主义的思路明确了更为弹性的国家多元治理主体：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20] 可以说，五四宪法的正当性正是通过这种历史的反复确证和比较而部分得以说明，现行宪法在序言部分同样明确了这样一种文明连续性的论证思路。第四，五四宪法还自觉将世界图景纳入中国进步的视野中 自1840年以来，中国文明不但丧失了主体性，而且也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文明格局中无法找到位置，五四宪法的巨大意义就在于从法理上明确中国重返世界的根据，以及参与构建世界图景。

另一方面，五四宪法也为现行宪法守先待后、继往开来的写法埋下了伏笔。更进一步说，没有这种进步观，五四宪法就无法从根本上超越《共同纲领》。按照罗尔斯的观点，契约论只是一种哲学方法，并非是对历史真实情景的描摹[18]。无论后面的宪法秩序如何变迁，这种依靠人民民主立宪护国的根本思路没有改变。

五四宪法第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因此，中国宪法的制定本身也具有世界的意义，是世界文明秩序变迁的一个部分，正如刘少奇在说明中指出： 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伟大的世界历史意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同样是具有伟大的世界历史意义的。

结语 五四宪法最大的历史功绩就在于开辟了一条迥异于西方建立在契约论基础上的中国立宪主义道路，这个中国道路由宪法文本及其实践所形成的王道正义观、中国整体历史观、中国文明进步观、和弹性的宪法权威主义治理观四个部分构成。从现实来看，《共同纲领》在本质上只是一个现实力量对比关系的产物，按照斯大林的说法，制宪的必要就是要证明新生的国家并非依靠军事力量获得正当性[14]，革命建国必须要建立在某种可普遍化的政治道德之上才能弥合革命事实与应然正当之间的逻辑裂缝。

党的这种地位，绝不应当使党员在国家生活中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只是使他们必须担负更大的责任。相反，五四宪法则通过一种类似于儒家天命观或绝对精神运动的论证方式表明了宪法对于共同体生活的根本规范，这种宪法生活是真正生生不息的，正如毛泽东的概括，这种进步观在宪法中的作用是： 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30] 现行宪法同样采取了这样一种弹性的从现实条件出发规定多元的治理物质基础与要素的思路，例如改革开放的整体时代背景明确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第6条）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世俗理性安排（第15条），并在这个根本思路下通过1999年修改宪法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五四宪法的国家正义观 任何一部宪法首先都要解决国家权力合法存在的问题，然后再对国家权力的具体行使做出宪法上的制度安排。共产党员是在不断同反革命的斗争中去改造社会，改造世界，同时改造自己的。同时在第6条明确国营经济的主导原则地位，在第7条说明合作社所有制的过渡性质，在第10条指明依照法律保护资本家的所有权，并明确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

[14]《关于与斯大林会谈情况给毛泽东和中央的电报》，载《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37页。[27][德]马克思.舍勒：《资本主义的未来》，曹卫东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0页及以下。

这样一种历史主义与正义论的结合是五四宪法对于中国道路理解的一个创举，它对于今天中国宪法秩序的一个重要启发意义就是，序言的历史性叙述并非仅仅是对过去事实的确认，也是在一个实践的空间里对整体历史任务的揭示，以及对未来要求的明确，宪法是以有限的空间、局部的历史片段去承载、揭示、明确某种天命。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宪法权威 引言：五四宪法为什么重要 今年是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颁布实施六十周年。五四宪法的制定与西方诸多立宪国家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是由一个有鲜明的政治理想和观念支配的政党独立主导制定的[11]，因此这种主导力量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在政治哲学上不可能是去道德化或价值中立的，而必然有该政党的政治道德判断。

最后，五四宪法确立的弹性权威主义治理还体现在宪法自身的权威就构成了一切弹性制度空间生长的前提。[8] 互惠正义要回答政治社会如何可能，回答的本质是完成领袖与追随者的哲学证明，通过平等协商、相互承认和最终合意等一系列哲学推导，主权者成为领袖，基于同意而获得追随者，只要追随者不撕毁契约，政治社会就不会解体。宪法中规定，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在经济上，它主要是一种恢复性经济制度安排，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杂糅。

更进一步说，国家的正义性不仅仅是因为它保护原子式的个人，国家的存在不是因为个体出于维护自己生命、自由和财产最大化的考虑，以此为动力创造一个本身无道德诉求的、机械化的主权者[12]，相反，鲜明的政治理想和观念必然会影响五四宪法对领导力量的规定，将政党道德注入到宪法政治之中，那就是将领袖转化为楷模，将互相给予恩惠作为同意的前提，转化为以牺牲和服务的个人伦理为基础的宪法政治道德，从而实现了一种楷模-群众的王道正义叙事。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必须在遵守宪法和一切其他法律中起模范作用。

这种历史主义的眼光也对现行宪法产生了影响。从而，我们可以说经过五四宪法所设定、现行宪法所完善的弹性的宪法权威主义治理格局在中国已经形成。

互惠正义的宪法观在时间上静止的，最终就是福山所提出的自由民主体制是历史的终结，因此西方自由主义宪法观没有能力提出宪法对于未来共同生活的期待和规范，它的唯一期待就是洛克或卢梭反复申言的如何避免或尽量延缓政府的解体，从而陷入一种解体-立约-再解体-再立约的历史循环[25]。二、五四宪法的国家历史观 五四宪法解决了新中国的正义基础，它进一步还必须回答这个新中国究竟是从哪来的，它如何面对过去，它与过去的中国究竟是什么关系。

第二，五四宪法本身的过渡性质也是国家历史任务之反映 五四宪法并没有完全反映社会主义性质，因为其本身也是对过渡时期完成中国的工业化，以及对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工商业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而制定（按毛主席的估计，管用十五年），因此在相当多的宪法制度上仍然保留有非社会主义的痕迹。这是自1840年天下体系崩溃以来，中国第一次真正在政治和思想上回到世界，找到文明的自主性，超越了简单的民族国家建构。这种巨大的弹性治理空间使得中国的宪法秩序呈现出一种不断自我收缩与调适的实践理性，保证了现行宪法的开放性，能够最大程度地拓展宪法的生存空间，实现规范性与社会可接受性之间的融贯。[4] H. Schweber, The Language of Liberal Constitutionalism, CambridgePress2007; Mcllain, Constitutionalism: Ancient and Modern, A Division of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47. [5] Nathan,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from the Totalitarian Rule to 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2006. [6] H. Schweber, The Language of Liberal Constitutionalism, CambridgePress2007, p. 16. [7]有关社会契约论理论模型及道德基础的深入分析see N. Southwood, Contractualism and the Foundations of Morality, Oxford2010. [8]J.Rawls,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HarvardPress2007, p. 172. [9]见序言第3自然段。

五四宪法明确自己是共同纲领的继承，从而为保留大量共同纲领的规定，尤其是国家的经济制度，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奠定了基础，防止完全另起炉灶，否定作为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在毛泽东同志所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他明确提出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制宪思路：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

五四宪法确立了一种建立在承认的政治基础上，既坚持原则又体现灵活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弹性威权主义，这种弹性威权主义背后是五四宪法对于中国生存处境的实用主义处理，既坚持根本的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原则，又从历史的前提、现实的生存条件与阶段性目标出发，合理设定宪法规范，做到最大程度上整合国家建设的资源，调动国家建设的积极性，从而实现一种弹性与权威的结合。[31]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 进入专题： 社会契约 国家任务 国家治理 宪法权威 。

[24]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更重要的是，在以上四个方面背后五四宪法所开创和奠定的中国道路，后面的几部宪法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这种中国道路的变体，没有偏离五四宪法开创的中国道路的根本方向。